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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辩双方外松内紧
置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大审判厅，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仿佛“活在美国大片里”。身披红领黑衫法袍的法官，身材标准的法警，加上用了没几天的簇新法槌，与我们从西片中看过的判案情景几无二致。而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辩护律师团”，和在心理上占绝对优势的两位检察官，正好势均力敌，殊不同于记者有限的庭审经验中那种一边倒的印象。
三天共十五六个小时的庭审其实是枯燥的。除了嫌疑人之一的董沛霖每逢质证必声明“是在公安人员启发教育下才这么说的”，引起几阵窃笑之外，实在无有什么戏剧效果。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所有嫌疑人都尽量将自己的身形尽可能地放小。当然，因为真正的大鳄不在场，争相扮演“小鱼儿”倒也不显得多么做作。
但在此之前，或因为“做证券的人的虚荣心(嫌疑人丁福根语)”，或因为如董沛霖所称的受到“启发教育”，某些人的口供中多少留下了对自己不利的言辞，成为控方的杀手锏。想来他们必在心里痛打自己嘴巴。丁福根的辩护律师也对记者说，“丁操作股票看起来很老练，但是某些方面也有特别突出的性格弱点”。
庞博、边军勇因为态度好，受到控方表扬，检察官特别提请法庭考虑，庞、边有获得从轻处理的情节。
波澜不惊之中实则孕含着极大玄机。几位嫌疑人的供述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有关证券营业部，这些证券营业部后面是所谓的“机构”，而“机构”后面，则是巨额的国有资产。
在三天的庭审过程中，这个幽灵般的影子始终在法庭上挥之不去而又面目混沌：在已经证实的54亿涉案资金中，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损失了多少？几次在法庭上被提及、令所有嫌疑人如瘟神般避之不及的“好处费”，总数究竟有多少？牵涉到哪些具体的人？如果这个玄机揭破，有关人等还能仅以操纵股票价格罪，获得5年以下的轻判吗？
证券营业部泥足深陷
在三天的公开审理过程中，被提到的券商和“机构”越来越多。记者随手翻了翻庭审记录，被多次提到的券商就有：中煤信托，中油信托，南方证券，申银万国，中兴证券，海通证券，北京证券，三峡证券，中信证券，浙江证券，华诚证券，等等，被提到的“机构”有华夏银行，杭州商业银行，北国投，山东控股，中望，铁通，甚至包括烟草大王云南红塔集团。据统计，涉及本案的券商达120家，“机构”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
表面上看来，证券营业部的不光彩之处仅仅是因为想增加交易量而充当了鸨母角色，赚取交易手续费，而且在这个资本游戏中是唯一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的一方，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简单。
嫌疑人之一的庞博在庭上供述，吕梁做庄过程中拥有的1500多个股东帐户中，有80%左右是券商提供的，其中以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申银万国证券上海陆家浜营业部为最多。券商收取每个190元不等的手续费。而某些与吕梁堪称“铁哥们”的券商，其所作所为触目惊心。
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与吕梁关系非同寻常，已是公开的秘密。深圳中科董事长陈枫对记者说过，吕粱每次到上海，必见该部总经理顾翠华。有一次陈枫有急事要见吕粱，在香格里拉酒店的咖啡室外等待吕与顾谈话结束，一等就是四个小时。据来自申万法律事务部的一位律师透露，申万曾以“委托理财”等方式，一次性为吕梁融资6.2亿。这位律师还计算出，申万仅在中科系身上损失的资金就达1.7亿之巨(本报2001年9月12日对此曾有详细报道)。据此，“券商不承担任何风险”之说大有疑问。而这大笔金钱往来酬酢的知情人，除了申万内部的直接操作者外，还有作为授权人出没其中的丁福根。
在此次庭审中浮出水面的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与吕梁关系之深则更令人吃惊。据嫌疑人庞博供述：在违规为吕梁提取现金的申万陆家浜、南方海口、中兴亚运村等5家营业部中，南方海口是唯一可以当天划款的一家，比顾翠华更能“两肋插刀”。而事发之后，吕梁要求南方海口总经理陈某修改交易记录，陈命手下人加班加点，干了三天才完成。
从三天的庭审记录来看，丁福根供认融资约1亿、董沛霖约8亿(包括李芸3.1亿，何宁一3.3亿)，边军勇1.4亿，庞博3000万，距54亿的涉资总额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其余未曾公开的40多亿，券商不能奢望因主要嫌疑人吕梁的隐遁而逃脱干系。而罩在券商头上的唯一光环——以“止损线”“强行平仓”等监管措施、保障出资方资金安全，也因嫌疑人丁福根的供述而归于无形——6月13日丁福根一语道破天机：在整个0048操纵案中，实际上亏损的是出资方，风险都转嫁到出资方身上了。
“寻租”成本触目惊心
有“律师团”的人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没准整个事件是个局，现在吕梁和朱焕良正在国外某个地方分钱呢。
虽然是玩笑，但以吕梁为朱焕良做出的巨大贡献来看，如果他们还能相见的话，朱焕良拿出一部份不义之财报答吕梁，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事。
据庞博等人的供述，朱焕良抛售0048获利当在6亿以上。此前，有消息称这些钱以现金的形式用“大飞”(粤俚，一种高速快艇)走私到了香港。
庭审中，所有嫌疑人都提到了“止损线”及“强行平仓”等概念，说明他们心里明白，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否，对他们的定罪及量刑会起什么作用。根据嫌疑人供述的数据来看，在54亿的涉案资金中，国有资产占绝对大头，比例远远高于个人资产。
但是否有了“止损线”，朱焕良等人捞走的就都是散户的钱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不这么看。
宋国青教授用模型分析的方法(由假设、推理到结论的一种理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庄家赚钱依赖的是背后源源不断的公款，坐庄就是“套”公款。宋教授通过技术分析发现，庄家出货的前提是必须有人高价位接货，如果股民的投资是理性的“低买高卖”，那么庄家非但出不了货，而且价位拉得越高，赔得也越多，只有股民的投资是非理性“追涨杀跌”，庄家才有可能出货。但宋教授用以往的数据对“追涨杀跌”和“低买高卖”做了模型回归后，发现统计上这些行为并不明显，说明股民投资基本上是“随机选量”的，真正被套的散户只是小部分，“机构”才是真正的大头。这些“机构”的钱除少部分是私款外，相当一部分是公款(这里“公款”指的是国家负最后责任的资金，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银行的钱)。
国有资金到底损失了多少？记者请教专业人士，得到几种不同的算法：一种分析认为，朱焕良和上述诸“有功人士”赚了多少钱，国家就亏了多少钱；反之亦然。另一种分析认为，根据经济学家做过的模型分析，认为“权力租金”的成本至少在1：10以上，即某人通过“寻租”获得一元，则边际代价至少在10元以上。如果假定中科案的54亿均为国有资产，模拟算式是：54亿X5%(租金)X10(倍)=27亿，即被套国有资金目前的市值不足27亿，至少蒸发掉了一半。还有一种分析则更直截：以股票质押融资，最低额度为一比一(即以一元股票市值配一元现金)，如果庄家素质好而股票价位低，还可能放大比例，一元市值可以配到两元现金。这样，如果遭遇到如0048的大崩盘，机构所持股票根本无法抛售，则市值损失多少，机构就损失多少，如放大了配比，则损失更为巨大。
当然以上只是理论分析。实际情形究竟如何？相信随着司法调查的深入，真相不难大白。
第二个疑问是：在54亿元的交易中，有一定比例的资金始终羞羞答答地被提及，被冠以“奖金”，“好处费”，“手续费”等不同的名目。这笔不能见光的黑钱到底有多少？据吕梁麾下女操盘手庞博供述，吕梁规定，融资年利率在15%以下，差额部分可以作为奖金，并供述边军勇得过奖励300万以上。边军勇当庭反驳，说没这么多，且钱不是给他的，是给中间人的。但比较融资人董沛霖、李云、边军勇等供述的与出资方协定的利率(8%--12%)与吕梁规定底线的差价，可以判断庞博的供述只会少而不会多。边军勇所称钱主要给了中间人，此言当不虚。
记者此前从某“融资人”处获取过有关资料，数据与嫌疑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该融资人称，为庄家拉资金所获利差，做得好时候可以得到5%的差价，其中至少要拿出2%来给出资方负责人。如一笔2000万的融资，仅机构负责人一方至少可拿到40万的黑钱。
而据可靠消息，一般国有资金的年回报，实际能达到6%以上即可满足了。可见，作为“好处费”的黑金总量还有翻番的可能，机构负责人拿到的也许还不止2%。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机构”愿意入市。不论是赔是赚，“机构负责人”均可从中获利。除了直接拿庄家的“好处费”外，还可跟庄。
以0048为例，跟庄获利的“老鼠仓”大有人在，其中有机构，券商亲属，各级操盘手，甚至还有上市公司高层。但嫌疑人董沛霖、丁福根在庭上抱怨，因为吕梁的所谓“长期持股”投资理念有悖于“快进快出”的做庄规则，他们这些人实际上都没有赚到钱。董沛霖直斥吕梁“太臭”。丁则认为，只有酷爱现金而不为什么理念所迷惑的朱焕良跑得快，赚了钱。
如果按丁福根等人的供述，15%以下的差额可以作为“奖励”，按董沛霖等人供述的给投资方8%-12%的利息，平均按10%计算，这块“奖励”平均高达5%。
而54亿的5%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小学算术题。即是说，如果一个机构一次性出资2000万(庭审实况显示，这在吕梁等融资行为中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数目)，参与融资的有功人等即可从庄家处获得100万的“好处费”。这些“有功人士”主要包括：融资人，中间人，证券营业部负责人，“机构”负责人。
有关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能证实上述人等确实拿过好处费，则完全可以按受贿与行贿罪论处，从如此巨大的数额来看，有人可能要掉脑袋。
本案从本周二起将继续开庭。是维持上周的平淡格局，还是会爆出意外的案中案，辩护团一位律师对记者说，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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