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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成我国证券市场头号大案的“中科创业”操纵股价案，6月13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已进入第三天，不论审理时间是否会延长，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都将在中国证券市场刑事案件的法律实践上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笔。从“中科创业”的崩盘，到“黑庄”吕梁自曝内幕，及至证监会的稽查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公众和媒体渐渐看到了一个隐藏在股市背后庄家的全貌，也让人们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到如此诡秘的“做庄”“标本”。其实类似的“标本”素材在中国证券市场并不少见，关键是制作“标本”的人是否能够把其构造机理真正揭示给公众，让曾经因此遭受创伤的中小投资者不再找不到落泪神伤的地方。
良知和道义的驱使，让媒体对“中科创业”操纵股价案显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在股市的旋涡中一次次吞没，让媒体不再缄默。不过投资者深知，其投资利益能否真正得到保护，根本上还仰赖于管理层对市场的监管。从2000年12月25日开始，一直平稳运行的深圳中科突然连续10个跌停板，跌去50亿元市值，投资者一片愕然。到2001年1月5日，多家媒体刊登的“中科创业”崩盘的“内幕消息”不胫而走。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2001年1月1日，操纵“中科创业”的庄家吕梁就向一家媒体讲述其“做庄”重组“康达尔”，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发生的故事。就在“中科创业”的一批中小投资者在凄风苦雨中盼望监管部门出现的时候，2001年1月1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中科创业”立案稽查。这时候，公众开始等待能看清“中科创业”这一“标本”的真实面目。
其实就在“庄家”吕梁自揭老底之前，以养鸡起家的深圳“康达尔”，一跃成为“金凤凰”———“中科创业”，这本身已经超出了企业的正常成长规律，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中必有“文章”。在“康达尔”更名为“中科创业”的前后，重组喜讯频频亮相，凭借披露“公司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等信息，“中科创业”已经搭起了一个“海市蜃楼”。1999年四五月份和2000年一二月份，其股票价格先从10多元拉升到40元，然后从40余元再次提升到80元，这一现象在当时的股市中不啻是个神话。尽管如此，一批中小投资者们还是宁信其有，惟恐失去一次良好的投资机会，毕竟信息的真实性与否，还有监管部门在把着关呢，况且活生生的“标本”也都掌控在他们手里。
“中科创业”通过两年多编织欺骗网络，筹资金额高达54亿元，如果单凭主角吕梁、朱焕良个人，是很难有此“作为”的。吕梁的融资协议基本上都是三方协议，即吕梁、出资方和证券营业部。这其中，全国有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0多家证券营业部卷入其中，证券营业部一般为吕梁的“融资”提供担保，并为吕梁开设资金账户提供大量的股东卡。据称，在“中科创业”所拥有授权的1500多个股东卡中，有80％左右是证券营业部提供的，有了如此多的股东卡，使得吕梁能够分散持仓量，让每个资金账户的持仓量不超过要求举牌的5％，从而达到实际控制流通盘50％以上的目的。可见营业部不仅在资金链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在技术上为“做庄”者提供了保障。除此，吕梁还以上市公司担保、通过银行质押贷款，最终编织了一条54亿元的巨额资金链。
如此联手操纵市场，连最普通的投资者也都知道是违法的，何况这些浸淫于证券市场的老手们。公众当然是想在“中科创业”案的“标本”上，彻底看清这一利益集团每个成员的身影。
同样地，作为深圳“康达尔”原来的大股东在“中科创业”事发后，总是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现，称是吕梁操纵了董事会。实际上，在“中科创业”的11个董事会席位中，除去7个是由吕梁安排的人外，还有4个，如果这4个董事是知情不报，这就难免要背上联手操纵的嫌疑，自然他们在“中科创业”案的“标本”架构中也是少不了的。
作为“中科创业”案的主角吕梁、朱焕良仍然不知去向，法院也只是轻描淡写说“另案处理”。广大投资者还是希望这一“标本”能尽快挤干水分，在阳光下晾晒，并公布于众，让许多类似的“谜团”也借此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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