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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较轻，不足以震慑如此多发的证券犯罪
■界定模糊，投资者无法要求民事赔偿
■证监会权力“苍白”，直接削弱了监管力度
经过4天的连续庭审，昨天，轰动一时的中科创业(相关,行情)案宣告休庭，但没有当庭宣判。一些法律和证券界人士认为，该案暴露出我国相关法律存在的一些缺陷：
根据新《刑法》，操纵证券价格罪，情节严重的，最多也只能被判刑5年。这显然量刑较轻，不足以震慑近年多发的证券犯罪。
难以震慑的证券犯罪
法庭调查显示，庄家吕梁在决定介入中科创业股票的操盘、坐庄之初，就已经进行过相当完备的法律咨询。他自己就说过，一旦东窗事发，最多被判刑5年。
曾著有《证券欺诈特点及预防监管对策》一书的律师谷辽海认为，对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认定，存在门槛过高的问题。比如，在发达国家的证券法律、法规中，构成内幕交易罪、操纵证券行情罪，只要实施该行为，即构成犯罪。而我国惩治证券犯罪，需要“情节严重”、“造成后果特别严重”等严格的构成要件。
此外，证券犯罪涉及许多专有名词的解释和“情节严重”、“后果特别严重”等用语的界定，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实际生活中究竟以多少数额为“情节严重”？多少数额为“情节特别严重”？这些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认定，显得模糊，缺乏可操作性。
比如，吕梁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就是因为强调其没有犯罪，便得到了司法处理上的宽容，致使其在“监视居住”期间外逃。
其实，“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常常被司法实践所重视，而证实“情节严重”，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有力的证据。
据介绍，我国法律对市场操纵行为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主要是指通过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合谋或串通他人，或者自买自卖，影响股票价格以获利的行为。
但有专家表示，由于这种现象在证券市场并不鲜见，使得监管者存在着“为难情绪”。因为，假如一个市场里“舞弊成风”，虽然可以“重典治乱”，却很难指望监管者有更大的作为，使得证券市场秩序瞬间改观。
投资者无法要求民事赔偿
据介绍，我国目前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相对而言处于明显的薄弱地位。比如，我国《证券法》没有规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及计算方法。第175条中规定，制作虚假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发行人“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这虽然也是一种“补偿”，但只可理解为“恢复原状”，不能理解为赔偿。
对于欺诈者来说，造成的损害没有确定赔偿依据、计算方法，并且，我国在此尚无司法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去年9月24日和今年1月15日，发布了两个司法解释，一个是要求全国各级法院暂不受理涉及证券民事赔偿的案件；一个是受理虚假陈述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必须由中国证监会做出认定。
为此，谷辽海认为，受损害的投资者提出民事赔偿，当前还无法实现。因为，本案中，受损失最大的不是中小股民，而可能是投入巨资给吕梁的国有机构。并且，违规的上市公司经过证监会的处罚，也无力承担民事赔偿。如此，中科创业案实现民事赔偿的时机尚未成熟。
中国证监会能否拥有“准司法权”
中科创业案进入司法程序，使得监管者———中国证监会的角色定位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介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权由公安、检察机关行使。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68条中规定，证券监管机关享有调查权、检查权、行政处罚等权力。
有专家强调，中科创业案案情复杂，涉及面广，犯罪手段隐蔽。单就查处而言，相当困难。如果不是庄家吕梁自曝内幕，也许直到今天，人们被蒙在鼓里。
一些专家认为，针对证券犯罪，一般的调查权远远不够。给予中国证监会以传唤、直接冻结账户、电话窃听等“准司法权”，将对证券市场监管产生深远影响。而此举也是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
中科创业案发时，正值该只股票雪崩般的10个跌停，股价一路下滑，使中国证监会意识到“对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产生了影响”。于是，中国证监会决定成立调查组立案审查。
但是，由于证监会调查权有限，公安部门介入，不得不重新成立调查组，部门协调过程中，浪费了宝贵的时机。同时，也由于公安、检察机关缺乏证券知识，难以迅速对证券犯罪做出判断，致使吕梁、朱焕良等主犯、庄家纷纷外逃，酿成了这个“中国股市第一案”开庭时主角缺席的遗憾。
有人形象地说，证监会权力的“苍白”，直接削弱了监管力度。现成的例子是，亿安科技(相关,行情)案发时，中国证监会曾请求法院进行“诉讼保全”。但法院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要求证监会提供保证金，可证监会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致使“诉讼保全”成为泡影，庄家及时抽逃了资金。“证券市场瞬息万变，当监管无能为力时，就只好事后补救，通过开庭审理来追诉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说。
中科创业的被告知多少
中科创业案的开庭审理，将一个巨大的黑幕展现在人们眼前。被告，显然不仅是吕梁和他的追随者。4天的庭审已经证明，参与幕后操纵股市的，除了从事非法交易的庄家，还有众多的证券机构、众多的中介机构，甚至众多的权威媒体。
比如，吕梁非法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虚假重组，以控制股价。他制造虚假的财务数据和公司业绩，都要通过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甚至需要股评家和媒体助威，误导中小投资者。
因而，对参与提供制造虚假财务报表、上市公司信息的律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证据显示是事先图谋、故意提供，则应以共同犯罪论处。
中科创业案之所以被称为“股市第一案”，是由于首次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者推上被告席。其带来的一系列法律、监管的启示，将更深远地影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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